当事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抓，律师应如何与司法工作人员有效沟通？笔者孙金山律师结合自己亲办案例、分阶段分享几条经验：

1、侦查阶段，经过会见、全方位了解案情，发现当事人根本不构成犯罪，律师应如何开展工作？

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承办警官。怎么找？打电话，总是接不通，怎么办？接通了，总是在出差，怎么办？笔者经验，直接到办案单位。去了，就说找某某案专案组的民警，作为某某人的辩护律师，有要事找承办面谈。由于专案组的民警不止一个，一般是能找到其中一个的。当然，也有避而不见的。

笔者曾办理过山东某市的一例现货平台诈骗案。飞往该市前，笔者仅知道专案组组长是一王氏警官。晚上九点多到达该市住下，第二天一早8点钟就赶到某区经侦大队。门卫告知8:30上班，一等就是45分钟。后来被一女警带至三楼一个办公室，说明来历，一男警很客气地让我坐在沙发上等等。15分钟后，进来另一男警，自称是专案组的成员，问我有何事。我说这个案子有大问题，当事人根本不构成诈骗罪，我起草了详细的《无罪法律意见书》。没等我将材料递交，这位民警很不友好地说，你先等着吧，领导还没过来呢！一等，就是一个小时。我一看，这明显是在拖延，就走到这位民警旁边，很礼貌地讲：“警官同志，您看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某市，明天还有案子要处理，所以今晚就得赶回去，麻烦您联系一下领导，可以吗？”没想到，该民警不耐烦地讲：“你说无罪就无罪吗？让你等等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警官同志，您没有必要这种态度吧？我作为某某人的辩护律师，在侦查阶段依法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、递交法律意见书，不违反刑诉法规定吧？今天，我俩是第一次接触，接触过程中，我一直很尊重您，我哪里得罪您了？我以前也是法院的刑事法官，处理过很多类似案件，如果我不确定该案不构成诈骗罪，我会大老远赶到你们单位当面沟通案情吗？”该民警讲：“你以前是法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我说：“没什么了不起，现在作为某某人的辩护律师，我依法有权向你们办案机关了解案情，我也有义务将《无罪法律意见书》当面交给你们承办警官，至于是否采纳我的观点，那是你们讨论后决定的事情，如果您一直让我在这里等，我只能自己去找你们领导，我这就挨着办公室问，哪位是专案组的负责人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去找你们经侦队队长、分局局长……。”看到我要离开，该民警马上叫住我，当着我的面拨打电话。挂了电话，该民警让我跟其去队长办公室。一进门，经侦队长、专案组组长都在。简单介绍以后，经侦队长很友好地讲：“孙律师，先喝点水，你这大老远赶过来，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意见？”我说：“刘队长，这个案子，我的当事人根本够不上诈骗罪，这是详细的《无罪法律意见书》，如果允许，我就详细谈一下我的看法。”接下来，我详细发表了当事人不构成诈骗罪的法律意见，期间，专案组组长王警官与我多次辩论，其认为，我说的没有道理。最后，刘队长讲：“孙律师，你的观点，我们都详细听清楚了，接下来我们还得认真研究、讨论一下，才能给你答复，这样，你先回去忙其他案子，有结论了，王警官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……。”一个半月后，笔者在浙江办案，接到了王警官的电话，他们决定以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，我当时就说，非法经营罪也是不成立的，王警官讲，孙律师，你到法庭上辩护就行了……。后来，该案经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，最终不了了之，当事人早已恢复正常生活。

2、批捕阶段，如何与检察官有效沟通，让有理由不批捕的当事人不被逮捕？

一定要注意，该阶段仅有7个工作日，时间紧迫！一旦与公安人员沟通失败，辩护律师又坚信当事人不构成犯罪或情节轻微不应逮捕，那么接下来，辩护律师就得争取，在批捕阶段有效阻击，争取让检察院不批捕当事人。由于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侦查人员提请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日期，所以，为了能在检察院作出批捕决定之前，能与检察官有效沟通，辩护律师应当尽早将起草的《不与批捕申请书》邮寄给检察院案管部门。如果检察院案管在收到《不予批捕申请书》时，公安机关尚未将该案移送审查逮捕，辩护律师应请求案管工作人员在收到公安卷宗后，连同辩护人的《不予批捕申请书》一起转交给确定的承办检察官。为了尽早知道承办检察官姓名，辩护律师应坚持每天都给案管部门电话，询问该案是否移送审查逮捕及承办检察官姓名、联系方式，以避免发生“检察院已作出批捕决定，辩护律师尚不知检察官是谁”的悲剧。

笔者用自己的一个亲办案例，来说明批捕阶段时间的紧迫性。这是上海的一个案件，家属找到笔者时，当事人已被刑拘21天。当时前面律师已申请了取保候审，但被公安机关拒绝了。笔者介入后，立即去看守所会见了当事人，当事人一直坚称自己冤枉，反复说，自己是被单位同事构陷。详细了解案情后，我发现该案比较复杂，有很强的迷惑性，如果严卡犯罪构成，当事人既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也不构成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。为了吃透案情细节，第二天，笔者又去看守所会见了一次当事人，以确保起草的《不予批捕申请书》能引起检察院的重视。而后，连夜起草《不予批捕申请申》，第二天凌晨4:30左右起草完毕，定稿打印。此时，困意袭来，办公椅上和衣而睡。早上8:30分，准时给检察院案管电话，得知该案尚未移送审查逮捕。案管人员非常热情，建议笔者将《不与批捕申请书》及委托手续邮寄给案管，收到后，会连同将来的公安卷宗一起移交给承办检察官。挂断电话，笔者立即邮政速递。一天后，短信提醒对方签收，立即联系案管。案管确定已经收到，再一次表示，收到公安卷宗后会连同笔者材料一起转交承办检察官。为了防止意外，第二天，笔者再一次电话案管，案管很和蔼地讲，孙律师，您太认真了，您放心，批捕阶段时间紧迫，收到案子，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告知您承办的……。国庆长假后，笔者接到案管电话，公安已移送审查逮捕，材料都已转交承办，承办检察官是王某某、电话……。挂掉电话，立即联系王检察官，连续三次无人接听。难道，去看守所会见嫌疑人了？下午，接着打，终于接通。”王检察官，我是某某人的辩护律师，这个案子存在严重问题，此案是因单位内斗所致，某某根本够不上犯罪，相信王检察官已经收到我的《不予批捕申请书》了，希望王检察官一定重视我们的意见、重视该案！”“孙律师，我也是刚收到这个案子，你的材料我也收到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重视每一个案子的，明天我就去会见某某。”“王检察官，此案绝非一般案件，请您、贵院一定格外重视，谢谢！另外，王检察官，我现在向您、向贵院申请面谈案情，希望您会见某某、详细了解卷宗材料后，能给我一个答复！”“孙律师，是否需要面谈案情，等我详细了解案情后，会给您答复的！……。”两天后（刑拘第34天），王检察官打来电话，通知笔者次日10:00到检察院面谈。次日（刑拘第35天）上午10:00，笔者准时赴约，负责接待的是王检察官及其助手，全程录音录像，作接谈笔录，时间近一小时。结束后，王检察官讲：“孙律师，捕与不捕，还要等院里讨论后决定，有结果了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！……。”刑拘第37天（周五）中午，我在浙江义乌办案，家属打来电话，情绪非常低落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如果还不放人，就被逮捕了。说实话，当时笔者也认为凶多吉少了，但按照法律规定，毕竟还有半天时间，说不定接下来就会有惊喜出现。当天下午，我按计划会见义乌的当事人，出义乌看守所时已近17:30，这时，家属来电，情绪激动，“放出来了、放出来了……孙律师，刚刚放出来……家属喜极而泣……。”周一上午，王检察官助手打来电话讲：“孙律师，我们依法对某某不予批捕，某某已于上周五下午释放了，当时已下班，所以没有通知你，你作为申请人，今天我们依法告知你。”我问，不予批捕的理由。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3、批捕后至审查起诉阶段，如发现批捕的罪名有误，如何与承办检察官有效沟通？

先邮寄书面辩护意见，再申请与承办检察官面谈。

笔者还是拿亲办案件举例。当事人被检察院以诈骗罪批捕，亲属委托笔者介入。经会见，笔者发现，当事人很难构成诈骗罪，至多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。笔者给承办检察官邮寄一份《陈某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词》，后多次联系检察官要求面谈。承办讲，孙律师，你现在还不能看卷宗证据，等你阅了卷，你肯定就会改变自己意见的，没有确实证据，我们是不会批捕陈某的。听到这些，笔者只能作罢。后来到审查起诉阶段，笔者仔细研究卷宗，发现该案非常复杂！首先，上游犯罪涉嫌信用卡诈骗罪，而非简单的诈骗罪；其次，姨妈联系陈某、要求陈帮忙接收钱款时，被害人钱款已有190余万元失控（上游犯罪已经既遂）；再有，陈某同意帮姨妈接收钱款时，仅概括地认为“钱可能来路不明”，但其并不明知是诈骗所得或上游行为人将要诈骗他人；最后，陈某只是接收了姨妈转来的12万元钱款，而非被害人被骗的251万元，且经公安梳理，陈某接收的这12万元中仅有3.77万元来自被害人的251万元。笔者马上起草详细的《辩护词》，邮寄给承办。后来，在电话中，笔者亮明观点：现有证据难以认定陈某是诈骗罪的共犯，其仅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且犯罪数额不是251万元，也不是12万元，只能认定3.77万元。后来，检察院主动纠正罪名，打算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诉陈某，犯罪数额为3.77万元，承办在陈某对上述指控无异议的前提下，征询笔者意见。笔者认为，非常合理，并配合检察院的“认罪认罚”程序。最终，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仅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十个月。

4、一审阶段，如发现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有误，如何与法庭有效沟通？

如现有卷宗证据，可证实起诉书指控罪名有误，时间允许的话，建议在庭前就将辩护意见邮寄给法庭，让法庭了解，辩护律师将作罪名辩护；如果需要结合庭审发问甚至交叉讯问，才能夯实罪名有误的辩护意见，建议在庭后邮寄详细的书面辩护意见。

笔者办理过江苏某市的一例重大网络彩票犯罪案件。公诉机关指控非法经营罪，投注额5个多亿，一、二被告均为“组织领导犯罪集团首要分子”，获利近2000万元。笔者在一审开庭前25天左右介入，经过阅卷、会见当事人（第二被告），发现该案指控罪名有误，应认定为开设赌场罪。由于运营方式、投注规则等细节，还需对其他被告人详细发问，笔者未在庭前邮寄辩护意见。此案，笔者庭前准备异常充分，对可能出现的交叉讯问甚至当庭对质，均作了详细的预案。庭审时，仅笔者一人对指控罪名有异议，其他辩护人均认可公诉机关罪名。第一天的庭审，笔者非常被动，因为，为了将重罪非法经营辩为轻罪开设赌场，笔者必须深挖“投注细则”，在发问时，必然会占用较多时间。刚开始，笔者能够感受到，公诉人、其他辩护人甚至包括审判长在内，对笔者的发问，或多或少都流漏出了不耐烦的情绪。随着发问的推进，笔者对罪名有误更加深信不疑，因为，不管是最高法的指导案例，还是南方一些省份，比如广东深圳、广西、江西的一些地方，对该种“私彩”，均认定了开设赌场罪（虽然很多都是在二审中纠正了罪名，降低了刑期）。第一次庭审休庭后，审判长特意向笔者要辩护词，笔者认为，机会来了！笔者马不停蹄起草辩护词，并附加了最高法的指导案例、法官学院指导案例、《人民法院报》案例，第一时间邮寄给了主审法官。三个月后，书记员通知第二次开庭。庭前，书记员特意将笔者安排在了第一辩护人的位置，说这是审判长的意思。当时，我就认为，庭后的书面辩护意见一定引起了法庭的高度重视！本案，法庭极有可能会变更指控罪名！【注：这也体现了，高质量的书面辩护意见有多重要！！！】第二次庭审，不出我料，审判长像我在第一次庭审时，开始对各被告人详细发问有关“投注规则”方面的细节，笔者隐约感受到，天平已向辩方这边倾斜……。此案，经三次庭审，一审历经15个月，法院最终以轻罪开设赌场罪，仅判处当事人（第二被告）六年三个月刑期，并摘掉了当事人“组织犯罪集团首要分子”帽子；第一被告判处六年六个月刑期；值得一提的是，检察院指控的当事人爱人控制的某公司，也因开设赌场罪无单位犯罪一说，在一审宣判前，公诉机关撤回起诉（实质无罪）！

【注：此案如认定了非法经营罪，从认定的投注额、获利额来看，主犯至少要在十年以上量刑；因为，同是江苏的扬州市，曾出现过当时最大的彩票犯罪案件，投注额近1.7亿，就以非法经营罪判了一号主犯14年徒刑；近期，江苏常州市，也有类似案例，投注额仅300万元，主犯就认定了“情节特别严重”、在5年以上量刑；还有重庆的一个案例，投注额3000余万元，法院以非法经营罪，判了一号主犯11年徒刑……。】

5、二审阶段，如发现一审认定确实有误，如何与二审司法人员有效沟通？

认真研究卷宗后，起草庭前辩护意见，邮寄给审判长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提醒审判长、二审法庭注意，二审辩护人将作无罪辩护或变更罪名的辩护，让二审法庭高度重视该案。二审检察机关，是否要邮寄辩护词，笔者认为，不可一概而论！一审认定有严重问题且二审检察员主动向辩护律师索要辩护意见的，说明二审检察员也非常重视该案，建议辩护律师起草核心辩护意见邮寄给二审检察员，并积极与检察员进行案情沟通，争取让检察员在庭审中也能指出一审的错误认定，那样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几率就很大了！

笔者代理的西北某省企业家涉3亿元合同诈骗案。一审认定董事长犯合同诈骗罪，判了重刑。二审期间，家属委托笔者二审辩护。介入后，笔者先去看守所会见了当事人。第一次会见，仅就一审判决，笔者与当事人聊了两个半天（下午2:00-5:30；第二天上午9:30-13:30）。离开时，当事人紧握住笔者的手，讲：“孙律师，与您相见恨晚，拜托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官司打到底，我感谢您一辈子！您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？”……此案，单看一审判决，就能发现一审认定的事实明显有误。阅卷过程中，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，让笔者惊喜不已！此案纯粹一民事纠纷，根本谈不上诈骗类犯罪！后来，笔者再次去会见，当事人讲，二审检察员来提审过了，和他聊了整整一天，笔录记了至少十几页。再后来，笔者接到了检察员的电话，这位国家优秀公诉人很谦虚，开门见山讲：“孙律师，我去提审某某了，他讲，您很专业，以前是刑事法官，下周我就要向院里汇报这个案子了，能把您的辩护词给我一份，我也学习一下你这大律师的观点。”说实话，听到这些，笔者的第一反应，该检察官与众不同啊！是位高手！给，还是不给？得当机立断！瞬间思考，笔者认为，还是应该坦诚相待。毕竟，该案一审明显有误，即使把辩护思路提前告知“对方”，也很难让一审无误。于是，笔者牺牲了国庆7天的假期，专心将辩护意见起草完毕。节后上班，笔者同时邮寄了两份辩护意见，一份给了二审检察员，一份给了省高院主审法官。此后，在等待二审开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，笔者一封封的辩护意见，不断邮向西北某省。漫长的煎熬，终于迎来了二审的庭审，笔者提前两天赶到某市，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的最后一次会见。结束会见时，当事人问，孙律师，你认为二审会是什么结果？还是以前的看法，笔者笑着回答。离开看守所，笔者隐隐感觉，此次高原反应比较明显，可能与季节有关，不断地喝水，夜里基本不能入睡，就这样“浑浑噩噩”迎来了二审庭审。庭前，检察员走向辩护席，主动与笔者握手、寒暄。返回对面时，检察员说，很遗憾。此时，笔者已预料到，接下来的庭审，我们的观点将是对立的！感伤、高反、嘴干、无力……一切“负能量”一同袭来，笔者彻底感受到了刑辩的“魅力”。以不变，应万变！准备了近一年了，案件事实早已了然于胸，难道没有说理的地方？笔者也曾系一名刑事法官，就这样明显的错误，审判席上的三名高级法院的法官会维持一审的错误认定？不可能！接下来的庭审，自然是针锋相对、唇枪舌战，期间喝了多少水、上了多少次厕所，笔者已记不清了【注：后来观看庭审录像，竟没有发现有离席上厕所的镜头，看来是删除了】。最后，在经历了近八小时的庭审后，二审检察员突然改变出庭意见，其在法庭辩论终结前，以“一审法院的认定存在严重问题”为由，建议二审法院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休庭前，主审法官也表示，鉴于本案关键证据存疑，法庭先把一审判决撤了，发回重审再议……。

以上，是笔者总结的，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各阶段，辩护律师如何实现与司法人员有效沟通方面的意见或建议。家属在考虑辩护律师人选时，可通过询问律师，在哪个阶段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，如何与司法人员沟通案情，来细致考察该律师的办案经验、能力。

（上文为淄博律师孙金山原创，请勿侵权，欢迎来电交流指正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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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金山，山东淄博人，前法院刑庭法官，辞去公职后，先后在上海、淄博从事专职律师工作，只办理刑事案件，擅长辩护大要案，范围涉及全国各地，多次二审成功翻案，当事人家属发自内心的敬佩与感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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